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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博取款高效快速:牟成文、郭金鹏:马克思关于法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其理论意义——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为例

作者:来源: 发布时间:2022-06-06点击数:

作者简介:牟成文,男,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下简称《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对法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系统而具体的分析,这些分析为无产阶级开展“共产主义革命”提供理论前提并指明前进方向。这就决定了《法兰西阶级斗争》在马克思法哲学或者制度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本文拟以《法兰西阶级斗争》为例探讨马克思对法国社会各阶级所进行的分析及其理论意义。

一、马克思关于“阶级”的认识

马克思关于“阶级”的认识是他对法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的理论前提,因此有必要首先探讨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在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存在”,还是发现“阶级斗争”,都不是他的功劳,他只是证明了下列几点:一是阶级仅仅是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二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三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阶级并进入没有阶级的社会。“阶级”概念虽并非最早由马克思创制,却是马克思非常倚重的一个概念,因此,在马克思理论中具有核心价值和关键地位。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发表之前,马克思对“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就进行过较多论述。比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人为造成的贫民,是因社会的急剧解体尤其是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探讨“异化劳动”同无产阶级的“贫困”之间的关联的基础上指出:对象的占有集中展现着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同其能够占有的对象越来越成反比,也就是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而占有的对象却越少,因此,越来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现代社会”是由“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等构成的阶级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而“被统治阶级”无论是在物质生产资料的支配上还是在精神生产资料的支配上都只能从属于“统治阶级”。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提出,解放被剥削阶级就意味着建立新社会,也就是说,劳动阶级要实现解放,就需要消灭所有阶级,只有这样,社会变革才不再是“政治革命”。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是由“人数很少的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构成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两个必然”的著名论断。

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是指同一社会中经济地位相同、政治追求相似和文化旨趣相投的人所组成的社会集团。在同一社会中,经济地位上处于极端对立的不同阶级必然在政治追求和文化旨趣上也处于极端对立状态。此种对立状态必然导致阶级斗争。

在马克思看来,所有的阶级斗争都是围绕政治权力而展开的,因此,政治权力构成阶级斗争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掌握了政治权力,国家制度才具备实现自身的政治前提、政治条件和政治结果。历史上,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掌握政治权力,他们因有权在手而对远离政治权力的“绝大多数人”实行政治统治,前者与后者之间形成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当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处于严重对立之际,阶级斗争必然会演变成声势浩大的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的结局是,要么整个政局重新洗牌,要么社会经历动荡后重归平静。

二、马克思考察法国社会各阶级的主要视角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主要运用三重视角来考察法国社会各阶级的存在状况与基本特性,即“整体视角”“关联视角”和“底层视角”。

所谓“整体视角”,就是以整个法国社会发展状况为参照来审视法国社会各阶级的存在状况与基本特性。此种视角还可分为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以审视整个法国社会发展状况为契机来透视法国社会各阶级的形成与演变;另一方面,以审视整个法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联为契机来透视法国社会中某一特定阶级的存在状况与基本特性。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之前或同时代的理论家皆用一种比较褊狭的“孤立视角”来透视社会状况,“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总是不能追溯到最终的经济原因”。因此,“孤立视角”同“整体视角”在理论旨趣上相背离,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往往陷于表面与片面,无法把握事物的根本。为此,恩格斯指出,“孤立视角”在把握社会存在及其发展变化时必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忽略”,而且此种“忽略”是“产生错误的根源”。

在撰著《法兰西阶级斗争》时,马克思在准确把握法国二月革命前后的社会发展状况之基础上所进行的“叙述”“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不仅如此,马克思的“叙述”还“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验”:一是马克思从1850年春天起开始从事经济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二是马克思在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政变之后对法国在1848年至1850年之间所经历的革命过程进行重新探讨所得出的结论。运用“整体视角”来审视社会现象,就能“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因此能避免由“孤立视角”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所谓“关联视角”,就是以法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联为参照来审视他们的存在状况与基本特性。“关联视角”与“整体视角”具有紧密的逻辑勾连,可将此种视角分为三个不同的方面:一是经济关联,即以不同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地位以及由此所呈现出来的关联度为参照,来审视法国社会各阶级的存在状况与基本特性。1848年席卷欧洲大陆的“经济革命”使阶级关系逐渐“明朗起来”,马克思以这样的社会状况为参照,透视不同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马克思还首次以“劳动权”的占有状况为参照,区分法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所谓“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而“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从而“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的权力,一言以蔽之,“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这些均为马克思运用经济关联视角时所得出的结论。二是政治关联,即以不同阶级在政治上所处的地位以及由此所呈现出来的关联度为参照,来审视法国社会各阶级的存在状况与基本特性。在对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进行深刻总结中,马克思提出,“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的“历史权利”。这显然是马克思运用政治关联视角得出的结论。三是文化关联,即以不同阶级在文化旨趣上的不同以及由此所呈现出来的关联度为参照,来审视法国社会各阶级的存在状况与基本特性。马克思通过考察《改革报》《国民报》《辩论日报》《世纪报》《新闻报》《国民议会报》等所呈现出来的理论旨趣,分别审视小资产阶级、温和资产阶级共和派、温和奥尔良反对派(大资产阶级的一个派别)、温和宪法改革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共和派、保皇派、以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和波拿巴派等在文化方面(尤其新闻出版方面)所具有的社会影响,是运用文化关联视角的明证。

所谓“底层视角”,就是运用“底层眼光”来审视法国社会各阶级的存在状况与基本特性。马克思很早就立志要为人类而工作,并选择要为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寻找实现根本解放的道路。从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畔贫苦农民的生存困境的关注到对社会底层阶级的“灾难性存在”的科学揭示,从对纯学理研究的抽象逻辑的注重到对将“新唯物主义”与经济学研究最新成果进行有机结合的综合逻辑的强调,从对传统理论的深刻批判与根本颠覆到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制,马克思始终坚持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站位。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坚持人民群众的基本站位,才能完整把握“感性的人的活动”并从中深刻把握“革命实践”之真谛。务求纯粹抽象的传统理论选择“少数人”的“上层视角”,从思辨中求证想象,从想象中获取意向,从意向中把握理性,为“少数人”剥夺“绝大多数人”提供合理性论证与合法性辩护,却根本无视来自“绝大多数人”对“时代错乱”的“深刻揭示”。这样的理论视野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实践趋向必然导致传统理论出现“致命性病症”。而马克思则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对传统理论展开深刻批判与根本颠覆并在此基础上重建自身理论。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必然要用“底层视角”来审视法国社会各阶级的存在状况与基本特性。

三、马克思关于法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运用写实主义笔调和夹叙夹议手法叙述了他所把握到的法国社会各阶级的存在状况与基本特性。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最为集中地展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并未取得胜利,而是以“失败”告终的,但是,无产阶级从这场斗争的“失败”中切身感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性。马克思在对此种反动性进行刻画时揭示了大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存在状况与基本特性。

一是法国大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主要是指金融贵族,即主要由银行资本家,交易所巨贾,铁路富商,煤铁矿、森林和土地等的所有者等所组成的社会集团。1830年7月,巴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此次革命的果实被金融贵族所攫取。在此背景下,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为首的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得以建立。大资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表现出了极其丑陋的吃相:利用议会任意制定法律,批发官帽,分配从内阁到烟草专卖局的各种职位;靠不断扩大“国家赤字”来投机致富,因此,每次新公债的发行都成为他们通过交易所活动来收割投资于国债券的大众的财富的新机会。这样一来,七月王朝成为十足的“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而此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银行家、24万选民及其走卒之间分配的。这就决定,法国大资产阶级属于社会的上层。

二是法国工业资产阶级。之所以要在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做出区分,是因为他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同大资产阶级存在区别。在马克思看来,“真正工业资产阶级”属于“官方反对派”,因此,其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直言之,法国的工业资产阶级是反对金融贵族的一部分,主要包括三派。一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这一派还被称为《国民报》派,或者三色旗共和派与纯粹的共和派。二是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克雷米约、杜邦·德勒尔等。三是虽宣称不代表任何阶级但实际上却“属于资产阶级”的拉马丁派。这一派虽参加二月革命并一同推翻七月王朝,但在利益分配上同大资产阶级存在着互相对立之处。需要指明的是,这一派在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上却同大资产阶级具有出奇的一致性,即均极端敌视无产阶级。于是,它们均主张对无产阶级实行严格“控制”。法国工业资产阶级至少属于社会的中上层。

如果说大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性在七月王朝的存续中暴露无遗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工业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性在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中原形毕露了。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并建立了临时政府。虽然临时政府是不同阶级彼此妥协的结果,但是工业资产阶级在临时政府中的权重最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性也因此得到集中展现:工业资产阶级勾结各种反动势力并且凭借临时政府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打压和无情排挤。临时政府刚成立那会,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仅在其中谋得两个有名无实的所谓“组织劳动”的差事。当由临时政府组阁的国民议会公然宣称“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时候,无产阶级仅有的上述两个职位也被临时政府从执行委员会中强行夺走了。这就表明,参与了二月革命的无产阶级要想在资产阶级旁边实现自身利益就像与虎谋皮一样不可能。由于“雇佣劳动就是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组织劳动”,因此,临时政府原先为无产阶级所画的那些饼子都成为“新共和国”所面临的威胁,就此而言,临时政府的整个存在过程就成为“一场反对无产阶级要求的、持续不断的斗争”。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只允许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篡夺,即对于斗争权的篡夺”就成为一种必然。

在资产阶级的逼迫下,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革命。而六月革命是在法国造成现代社会分裂的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是保存还是铲除“资产阶级制度”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因无领袖人物、无统一计划、无经费支持且无武器装备等仅凭“勇敢和机智”而只能在“坚持了五天”后不得不陷于失败。

在六月革命中,只有资产阶级共和派获得了斗争的胜利,也因此掌握了政治权力。在此背景下,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卡芬雅克靠军刀在巴黎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正如人们所熟知的,“资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通过掌握并运用政治权力对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实行独裁统治的一种制度形式。“资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所充分表达的只能是作为少数人的资产阶级的意志。只要看看资产阶级的演变史,就会发现资产阶级是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益主义的化身。资产阶级就是把自己的灵魂浸泡在自私的染缸里的阶级,就是把自己的身躯牢牢钉在狭隘利益的耻辱柱上的社会集团。为了实现自身狭隘利益最大化,资产阶级长于算计、精于忽悠、阴险狡诈。在未获得政治权力时,资产阶级总是把自身的狭隘利益装扮成公共利益,并由此来迷惑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等到获取政治权力后,资产阶级便凶相毕露。资产阶级因先天具有利益追求上的狭隘性而导致它必然具有阶级特性上的两面性,进而导致它具有利益追求上的狭隘性。资产阶级总想左右逢源,而结果却总是因藏不住自私的“狐狸尾巴”而多面不讨好。这就决定,资产阶级必然不是一个代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阶级,因此在“未来革命”中不会具有远大发展前途。

三是法国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主要属于民主主义共和派,在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制宪国民议会中的代表主要是山岳党,在新闻出版界的代表主要是《改革报》。马克思注意到,小资产阶级同样具有反革命的一面,比如,六月革命中,就伙同资产阶级共和派“搞过反对无产阶级的阴谋”,“攻打过无产阶级”。除此之外,小资产阶级由于受到大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盘剥而具有革命的一面。七月王朝时期,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都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二月革命之后,小资产阶级遭受临时政府的压迫,小资产者及其妻儿不仅被逐出住所,而且其“财产”也被没收。小资产者因此作为债务人被抛进“在六月起义者尸体上重又威风凛凛地耸立起来的债务监狱”;为了生存,小资产阶级不得不“拯救财产”;六月革命中,最狂热地为拯救财产和恢复信用而奋斗的,莫过于小资产阶级,而它们最终得到的胜利果实却只能是“破产和依法清账”。小资产阶级直到后来才惊愕地发现,正是无产阶级被“击溃”,他们自身的处境才因毫无抵抗地陷入资产阶级的掌握之中而变得无比被动。小资产阶级在上了大当之后才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他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过程中保持住自己“阵地”的有力“后盾”。小资产阶级属于法国社会的中层或者中下层。

四是法国农民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占法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法国革命中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想争取的“国民大众”。马克思指出,农民阶级在革命中展现出了诸多两面性,比如,一面是笨拙而另一面又是狡猾,一面是奸诈而另一面又是天真,一面是愚蠢而另一面又是精明,就此而言,“农民阶级”是“文明人的头脑难以理解的象形文字”。尽管如此,他们同样受着“资本”的剥削,只是在剥削形式上同“工业无产阶级”有所不同罢了。1789年之后的法国依然是一个小农国度,因此,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土地的不断被分割,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地的价格不断攀升且日益变得昂贵,而土地肥力却不断下降,在此语境下,农业发展江河日下,农民债务层层加码,旧的抵押贷款产生新的抵押贷款,上一代人把债务留给下一代人,每代人都只能在捉襟见肘的条件下谋生。法国农民不仅要把全部纯收入交给资本家,而且还要把部分工资交给资本家。因此,二月革命之后的临时政府并没有减轻农民任何负担,反而通过征收四十五生丁税来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为此,马克思指出,当共和国在法国农民的负担上层层加码时,农民所面临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建立“社会民主主义的红色共和国”,“农民的同盟者的专政”才能得到建立,而“立宪共和国”只能是由盘剥农民的人所实行的“联合”“专政”。农民阶级只能属于法国社会的中下层或者下层。

五是法国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席卷欧洲大陆的工业革命的产物。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恩格斯指出,正是工业革命才在欧洲各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起来,才造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且把他们一同“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是一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但是,当他们还只是“按照地区和民族来划分和区别的群众”的时候,当他们还“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接起来”的时候,其身上所展现出来的“不成熟”或者“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的特性就一览无余。

法国无产阶级在六月革命中的“失败”就是此种“不成熟”特性的证明。马克思总结道,六月革命因“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逼迫”而注定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无产阶级还不具备推翻资产阶级的实力;其二,无产阶级仍在一定程度上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抱有幻想;其三,在斗争来临时,“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这从另一方面提示无产阶级,一是必须具备颠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实力;二是不能对资产阶级抱任何幻想,哪怕是稍微改变一下处境的想法都不能有;三是还必须具备同资产阶级进行搏斗的其他条件。概而言之,无产阶级必须实行“工人阶级专政”。只有这样,才能根本打碎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盘剥对象。这就决定,法国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等方面是根本对立的。这就意味着,法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决非一种温文尔雅的民主制度形式,决非人类制度文明的最后形式,而是一种残酷的阶级统治、一种残暴的政治独裁,因此只是在通达人类制度文明之最后形式中的一种迫不得已的过渡。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卡芬雅克靠军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最好证明。卡芬雅克的制宪国民议会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六月革命和五月十五日事件以及与此相关的情况,其目的就是要尽快除掉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和科西迪耶尔。以“资产阶级专政”为支撑所确定的宪法“不是批准了什么社会革命,而是批准了旧社会对于革命的暂时胜利”,因此,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成为资产阶级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之举。在此背景下,“宪兵”“金钱”“制宪国民议会”“共和宪法”“普选权”等都成为资产阶级用来对无产阶级实行残酷政治统治的工具。所不同的是,有的具有大棒效应,有的具有胡萝卜效应。只是,胡萝卜效应必然服从大棒效应,而非相反。于是,无产阶级的“劳动权”也因此被“斥为异端”,累进税也被制宪国民议会永远逐出共和国范围。无产阶级属于法国社会的最下层即“底层”。

四、马克思关于法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理论意义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对法国社会各阶级的存在状况与基本特性进行的分析以及由此展现出来的开创性价值,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理论意义。

第一,指明了谁是“工人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团结对象和专政对象。马克思指明了无产阶级是“工人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在此需要指明的是,这一点只是具备必要性和一定的可能性,尚不具备充足的现实性。也就是说,要想让无产阶级成为“工人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并非一蹴而就。为此,马克思指出,在革命进程中,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性质必须得到承认并在此基础上向“无产阶级”靠拢,“法国的工人们”才能向前进,才能根本变革“资产阶级制度”。法国无产阶级在六月革命中的失败就确证了这一点。马克思指明了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专政”的团结对象。他指出,在革命进程中,只有把广大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法国无产阶级”才能向前进,才能有效“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马克思指明了包括大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在内的法国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专政”的专政对象。资产阶级既是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肉身化,又是资本的肉身化,无论在七月王朝时期,还是在二月革命之后,对无产阶级都实行了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必然成为法国“工人阶级专政”的专政对象。

第二,指明了无产阶级同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之间实行阶级联合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在已经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这一反革命势力面前,所有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已经“革命化的成分”,必然存在着同“革命利益代表者”也就是“无产阶级”实行联合的可能性。马克思还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可能性,他指出:议会里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代言人,也就是山岳党,因议会中遭遇过失败而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言人走近的可能性,同时,议会外也存在着“真正的小资产阶级”因其所提的友好协议被否决、资产阶级利益被蛮横坚持以及“真正的小资产阶级”面临破产而同“真正的无产者”走近的可能性。正是在六月革命中,法国“很大一部分农民和外省已经革命化了”。1850年3月之后无产阶级不再“受人挑动去进行暴动”,就是其自主开展“革命”的证明。此次革命中,无产阶级成为“革命联盟的首脑”,而“革命联盟”则是“为反对资产阶级和政府而结成的普遍联盟”。

第三,指明了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成立“工人的党”的必要性。马克思指出,“社会党与民主党,工人的党与小资产者的党,就结合成社会民主党,即结合成红党”,“工人的党”必然是由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组织。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告诉我们,作为工人的党的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决不会提出并运用带有任何特殊性的原则去影响或者塑造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活动,与其他工人政党区别在于:一方面,作为工人的党的共产党要在无产阶级的民族斗争中强调并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作为工人的党的共产党要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作为工人的党的共产党在实践上是无产阶级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上能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更了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作为工人的党的共产党,其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成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由此夺取政权的阶级。在联合其他党派组织所组成的“红党”中,作为工人的党的共产党需要在贯彻落实“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和“改造现存社会”这一历史使命的基础上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六月革命中,法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从反面衬托了其成立自身政党组织的必要性。

第四,指明了世界无产阶级需要在“世界战争”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必要性。马克思指出,在法国,小资产阶级往往做着应由工业资产阶级去做的事情,无产阶级往往做着应由小资产阶级去做的事情;这样一来,无产阶级的事情又由谁去做呢?显然是没有人的。这个问题在法国无解,最多只是被宣布出来。法国社会各阶级间的斗争将会变成各国之间的“世界战争”。当这种“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领导地位”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事情就有人做了,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有人来完成了,而这个人就是世界无产阶级本身。真正的革命在此只是开始,并未终结,而且这“不是一个短暂的革命”,因为“他们不仅仅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把它让位给那些“能适应新世界的人们”。

第五,指明了无产阶级需要具备“不断革命”的精神。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阶级差别,就是要消灭由阶级差别所产生的所有生产关系,就是要消灭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所有社会关系,就是要改变由上述社会关系所产生出来的所有观念。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需要具备“不断革命”精神。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不会被六月革命的失败所击垮,才会在1850年2月后重整旗鼓自主开展新的革命。当然,无产阶级的“不断革命”并非不需要革命的时机和条件。无产阶级自主开展“新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互相矛盾”的时候才有可能。

第六,指明了无产阶级能对资产阶级军队施加革命影响的可能性。资产阶级的军队本是资产阶级实行阶级专政的工具,或者说,资产阶级的军队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国家机器。但是,当法兰西共和国因紧跟着六月革命而来的痛苦挣扎而陷于瘫痪并随后经历一连串“革命寒热症似的动荡”的时候,法国资产阶级军队也因此感染上了“革命的寒热症”。尽管法国无产阶级在六月革命中遭受“失败”且需要一场革命胜利来使其精神重新振作起来,尽管由于“其余各阶级的发展”促使法国无产阶级“无力实行革命专政”,但是,这并不妨碍资产阶级军队也会受到无产阶级的影响。尽管资产阶级军队“幻想”投入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空论家的怀抱”,尽管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军队的影响还仅仅表现为一种“寒热症”,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红党“即使得不到胜利,也一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就”。因此,这种影响的积极意义不可小觑。法国资产阶级军队在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中公然投票拥护六月起义者,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陆军部长拉伊特,就是此种“成就”的证明。

《法兰西阶级斗争》既为法国无产阶级实行“工人阶级专政”提供了理论前提,又为世界无产阶级实行“工人阶级专政”提供了行动指南,因此在法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今天,它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依然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

                                        原文出自:《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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